1、统一战线的必要性、重要性和长期性
中国无产阶级应该懂得：他们自己虽然是一个最有觉悟性和最有组织性的阶级，但是如果单凭自己一个阶级的力量，是不能胜利的。而要胜利，他们就必须在各种不同的情形下团结一切可能的革命的阶级和阶层，组织革命的统一战线。――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1939年12月），《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645页。
《共产党宣言》1883年德文版序言中说：“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永远摆脱剥削、压迫和阶级斗争，就不再能使自己从剥削它压迫它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下解放出来”，就是说无产阶级必须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中国的工人阶级单求得自己的解放不行，必须求得四个阶级的共同解放。――毛泽东：在第一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期间对统战工作的指示(1950年4月21日)
我们为了工人阶级自己的利益，要改造资产阶级、农民、手工业者，等等。要帮助少数民族。汉人是为了自己民族的利益而做好少数民族工作。少数民族也要为了自己民族的利益而团结汉人。应引证马克思的话：工人阶级不解放全人类就不能最后地解放自己。――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讨论统战工作问题会议上的讲话（1953年7月16日）
马克思说：无产阶级要解放自己，就要解放整个人类。如果地主、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不解放，无产阶级本身就不能解放，必须全人类都解放，变成一个新制度，无产阶级才能最后解放自己。――毛泽东：《工商业者要掌握自己的命运》（1955年10月27日），《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第491页。
统一战线的策略和关门主义的策略，是正相反对的两个不同的策略。
一个要招收广大的人马，好把敌人包围而消灭之。
一个则依靠单兵独马，去同强大的敌人打硬仗。
一个说，如果不足够地估计到日本帝国主义变中国为殖民地的行动能够变动中国革命和反革命的阵线，就不能足够地估计到组织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如果不足够地估计到日本反革命势力、中国反革命势力和中国革命势力这几方面的强点和弱点，就不会足够地估计到组织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就不会采取坚决的办法去打破关门主义；就不会拿着统一战线这个武器去组织和团聚千千万万民众和一切可能的革命友军，向着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卖国贼这个最中心的目标而攻击前进；就不会拿自己的策略武器去射击当前的最中心目标，而把目标分散，以至主要的敌人没有打中，次要的敌人甚至同盟军身上却吃了我们的子弹。这个叫做不会择敌和浪费弹药。这样，就不能把敌人驱逐到狭小的孤立的阵地上去。这样，就不能把敌人营垒中被裹胁的人们，过去是敌人而今日可能做友军的人们，都从敌人营垒中和敌人战线上拉过来。这样，就是在实际上帮助了敌人，而使革命停滞、孤立、缩小、降落，甚至走到失败的道路上去。
一个则说，这些批评都是不对的。革命的力量是要纯粹又纯粹，革命的道路是要笔直又笔直。圣经上载了的才是对的。民族资产阶级是全部永世反革命了。对于富农，是一步也退让不得。对于黄色工会，只有同它拼命。如果同蔡廷锴握手的话，那必须在握手的瞬间骂他一句反革命。哪有猫儿不吃油，哪有军阀不是反革命？知识分子只有三天的革命性，招收他们是危险的。因此，结论：关门主义是唯一的法宝，统一战线是机会主义的策略。――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1935年12月27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53―155页。
日本帝国主义决定要变全中国为它的殖民地，和中国革命的现实力量还有严重的弱点，这两个基本事实就是党的新策略即广泛的统一战线的出发点。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进攻的需要。只有这样的力量，才能把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打垮，这是有目共见的真理。因此，只有统一战线的策略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策略。关门主义的策略则是孤家寡人的策略。关门主义“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把“千千万万”和“浩浩荡荡”都赶到敌人那一边去，只博得敌人的喝采。关门主义在实际上是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的忠顺的奴仆。关门主义的所谓“纯粹”和“笔直”，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向之掌嘴，而日本帝国主义则向之嘉奖的东西。我们一定不要关门主义，我们要的是制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的死命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1935年12月27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55页。
要胜利就要搞好统一战线，就要使我们的人多一些，就要孤立敌人，当然敌人也想孤立我们，但被孤立的只能是他们自己。――毛泽东：《要胜利就要搞好统一战线》（1946年11月21日），《毛泽东文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第196―197页。
统一战线是一个基本的问题，无论如何要团结最大多数的人。只要我们不搞关门主义，蒋介石要孤立我们是不可能的。――毛泽东：《要胜利就要搞好统一战线》（1946年11月21日），《毛泽东文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第198页。
只要我们的政策正确，依靠贫雇农，紧紧地团结中农，保护工商业、中等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利益，不杀俘虏官兵，这个天下我们就可以得到。有了全民族的统一战线，就有胜利。我们的势力越大，胜利的把握就越大，这是很硬的道理。――毛泽东：《在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48年1月15日），《毛泽东文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第26页。
中国的革命是全民族人民大众的革命，除了帝国主义者、封建主义者、官僚资产阶级分子、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帮凶们而外，其余的一切人都是我们的朋友，我们有一个广大的和巩固的革命统一战线。这个统一战线是如此广大，它包含了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个统一战线是如此巩固，它具备了战胜任何敌人和克服任何困难的坚强的意志和源源不竭的能力。――毛泽东：《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的讲话》（1949年6月15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465―1466页。
我们不要四面出击。四面出击，全国紧张，很不好。我们绝不可树敌太多，必须在一个方面有所让步，有所缓和，集中力量向另一方面进攻。我们一定要做好工作，使工人、农民、小手工业者都拥护我们，使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人不反对我们。这样一来，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就孤立了，地主阶级就孤立了，台湾、西藏的反动派就孤立了，帝国主义在我国人民中间就孤立了。我们的政策就是这样，我们的战略策略方针就是这样，三中全会的路线就是这样。――毛泽东：《不要四面出击》（1950年6月6日），《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第75―76页。
中国的统一战线有很久的历史，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反帝反封建，到现在的社会主义革命。无产阶级是经过共产党领导统一战线的。我看统一战线有好处，又反帝反封建，又赞成社会主义，为什么要把人家赶走呢？是人多好些，还是把许多积极因素赶走好些呢？还是把积极因素团结起来好。要把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农村的、城市的）、宗教家等等都团结起来。团结了更多的人，阻碍就少些，事情就容易办得通。――毛泽东：《工商业者要掌握自己的命运》（1955年10月27日），《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第488页。
总而言之，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这样，我们就可以把敌人缩小到最少，只剩下帝国主义和本国的少数亲帝国主义分子，即同帝国主义有密切联系的大资本家和大地主。对我们来说，朋友越多越好，敌人越少越好。――毛泽东：《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1956年4月29日），《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第62页。
我国人民应该有一个远大的规划，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为了实现这个伟大的目标，决定一切的是要有干部，要有数量足够的、优秀的科学技术专家；同时，要继续巩固和扩大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毛泽东：《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解放生产力》（1956年1月25日），《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第2页。
围绕着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过去为了结束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为了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我们就实行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方针。现在为了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同样也实行这个方针。――毛泽东：《论十大关系》（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第23页。
这是一个什么方针呢？就是调动一切积极力量，为了建设社会主义。这是一个战略方针。实行这样一个方针比较好，乱子出得比较少。这种统筹兼顾的思想，要向大家说清楚。――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1月27日），《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第187页。
这里所说的统筹兼顾，是指对于六亿人口的统筹兼顾。我们作计划、办事、想问题，都要从我国有六亿人口这一点出发，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为什么要提出这样一个问题，难道还有人不知道我国有六亿人口吗？知道是知道的，不过办起事来有些人就忘记了，似乎人越少越好，圈子紧缩得越小越好。抱有这种小圈子主义的人们，对于这样一种思想是抵触的：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并且尽可能地将消极因素转变为积极因素，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这个伟大的事业服务。――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第227―228页。
统一战线问题，武装斗争问题，党的建设问题，是我们党在中国革命中的三个基本问题。正确地理解了这三个问题及其相互关系，就等于正确地领导了全部中国革命。而在十八年党的历史中，凭借我们丰富的经验，失败和成功、后退和前进、缩小和发展的深刻的和丰富的经验，我们已经能够对这三个问题做出正确的结论来了。就是说，我们已经能够正确地处理统一战线问题，又正确地处理武装斗争问题，又正确地处理党的建设问题。也就是说，十八年的经验，已使我们懂得：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成绩，也是中国革命的伟大成绩。――毛泽东：《〈共产党人〉发刊词》（1939年10月4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605―606页。
当我们党的政治路线是正确地处理同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或被迫着分裂统一战线的问题时，我们党的发展、巩固和布尔什维克化就前进一步；而如果是不正确地处理同资产阶级的关系时，我们党的发展、巩固和布尔什维克化就会要后退一步。同样，当我们党正确地处理革命武装斗争问题时，我们党的发展、巩固和布尔什维克化就前进一步；而如果是不正确地处理这个问题时，那末，我们党的发展、巩固和布尔什维克化也就会要后退一步。十八年来，党的建设过程，党的布尔什维克化的过程，是这样同党的政治路线密切地联系着，是这样同党对于统一战线问题、武装斗争问题之正确处理或不正确处理密切地联系着的。这一论断，很明显地，已经被十八年党的历史所证明了。倒转来说，党更加布尔什维克化，党就能、党也才能更正确地处理党的政治路线，更正确地处理关于统一战线问题和武装斗争问题。这一论断，也是很明显地被十八年来的党的历史所证明了。――毛泽东：《〈共产党人〉发刊词》（1939年10月4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605页。
十八年的经验告诉我们，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战胜敌人的两个基本武器。统一战线，是实行武装斗争的统一战线。而党的组织，则是掌握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这两个武器以实行对敌冲锋陷阵的英勇战士。这就是三者的相互关系。――毛泽东：《〈共产党人〉发刊词》（1939年10月4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613页。
我们有许多宝贵的经验。一个有纪律的，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装的，采取自我批评方法的，联系人民群众的党。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军队。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各革命阶级各革命派别的统一战线。这三件是我们战胜敌人的主要武器。这些都是我们区别于前人的。依靠这三件，使我们取得了基本的胜利。我们走过了曲折的道路。我们曾和党内的机会主义倾向作斗争，右的和“左”的。凡在这三件事上犯了严重错误的时候，革命就受挫折。――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480页。
没有统一战线，革命不能胜利，胜利了也不能巩固。搞统一战线哪能怕麻烦，怕捣乱，怕人家吃了你的饭？切不可叶公好龙。长征二万五千里不是因为有统一战线，而是因为太纯洁。这次政府的名单中，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还是一半一半好，要搞五湖四海。别人在民主革命困难时期拥护共产党，为我们说过好话，帮过忙，我们胜利了不能不要人家。――毛泽东：《同绥远负责人的谈话》（1949年10月24日），《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第14页。
在国内，我们必须团结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一切爱国民主人士，必须巩固我们这个已经建立的伟大的有威信的革命统一战线。不论什么人，凡对于这个革命统一战线的巩固工作有所贡献者，我们就欢迎他，他就是正确的；凡对于这个革命统一战线的巩固工作有所损害者，我们就反对他，他就是错误的。――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的讲话》（1950年6月23日），《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第81页。
统一战线到底还要不要？现在经常发生这个问题。这不是一个政党（共产党或者它的中央委员会），一个集团，少数人或者个别的人，说要就要、说不要就不要这么一个问题。这是要看统一战线存在下去有好处还是没有好处，对劳动人民事业，对走社会主义道路，有利益还是没有利益来决定的。刚才陈云副总理说，我们的道路很宽广，将来不怕没有事情做。我们跟国民党那个时候完全不同，我们的事业很宽广，每年都发展，我们不怕人多。我们已经在长期革命中证明，有统一战线比没有要好。――毛泽东：《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座谈会上的讲话》（1955年10月29日），《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第494页。
有人说全国胜利以后怎么办？那时还要不要统一战线？是不是“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下一个命令不要统一战线了？不是的。那时的问题是巩固胜利，没有全民族绝大多数人口参加的民族统一战线，胜利就不能巩固。――毛泽东：《在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48年1月15日），《毛泽东文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第25―26页。
有人说全国胜利以后怎么办？那时还要不要统一战线？是不是“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下一个命令不要统一战线了？不是的。那时的问题是巩固胜利，没有全民族绝大多数人口参加的民族统一战线，胜利就不能巩固。――毛泽东：《在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48年1月15日），《毛泽东文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第25―26页。
在我国，人数多的民族是汉族，人数多的党派是共产党，人数多的阶级是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人数多的人民团体是工会、青年团、妇联、农民协会，这是就他们在全国人口中所占的比例而言的。这样一来，是不是少数民族、人数少的阶级（比如工人阶级人数少，资产阶级更是人数少）、人数少的党派、人数少的团体在政权组织中就没有份了，没有饭吃了呢？你们人多就称王，是不是这样呢？不是这样。决议草案上讲了，三年以来取得的成绩，是由于“全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团结和努力”。那末，是不是从今年起，或者从明年起，就不要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团结和努力了呢？不是的，还是要的。为什么要呢？过去三年来的历史证明，这样做有好处。所以，除了那些反革命分子、不爱国的分子以外，凡是一切爱国者、能够团结的人都应该团结起来，而且永远是这样。如果说，三年以后还要团结，那末，十年以后，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资产阶级没有了，是不是因为他过去当过资本家，现在虽然爱国，也不要他呢？当然不是这样，因为他爱国嘛！――毛泽东：《关于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几点说明》（1953年1月13日），《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第259―260页。
2、统一战线的基本原则
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经验，表明了当资产阶级追随着无产阶级的政治领导的时候，革命是如何地前进了；及至无产阶级（由共产党负责）在政治上变成了资产阶级的尾巴的时候，革命又是如何地遭到了失败。这种历史不应当重复了。依现时的情况说来，离开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政治领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不能建立，和平民主抗战的目的就不能实现，祖国就不能保卫，统一的民主共和国就不能成功。――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1937年5月3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262页。
在中国，事情非常明白，谁能领导人民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谁就能取得人民的信仰，因为人民的死敌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而特别是帝国主义的缘故。在今日，谁能领导人民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并实施民主政治，谁就是人民的救星。历史已经证明：中国资产阶级是不能尽此责任的，这个责任就不得不落在无产阶级的肩上了。――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1月），《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674页。
所谓领导权，不是要一天到晚当作口号去高喊，也不是盛气凌人地要人家服从我们，而是以党的正确政策和自己的模范工作，说服和教育党外人士，使他们愿意接受我们的建议。――毛泽东：《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1940年3月6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742页。
什么叫做领导？它体现于政策、工作、行动，要在实际上实行领导，不要常常叫喊领导。常常叫喊领导，人家不愿听，就少说些。对领导权要弄清其性质，而不要天天像背经似地去念。――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第328页。
中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要胜利，没有一个包括全民族绝大多数人口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是不可能的。不但如此，这个统一战线还必须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的领导之下。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的领导，任何革命统一战线也是不能胜利的。――毛泽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1947年12月25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257页。
关于革命统一战线中领导者同被领导者的关系问题，共产党要实现领导需要两个条件：第一要率领被领导者坚决同敌人作斗争，第二要给被领导者以物质福利和政治教育。共产党的领导权问题现在要公开讲，不公开讲容易模糊党员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坏处多于好处。――毛泽东：《在杨家沟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47年12月25日），《毛泽东文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第332―333页。
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是农民，这是小学生的常识。因此农民问题，就成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农民的力量，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1月），《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692页。
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是农民，这是小学生的常识。因此农民问题，就成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农民的力量，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1月），《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692页。
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要求我们党去认真地团结全体工人阶级、全体农民阶级和广大的革命知识分子，这些是这个专政的领导力量和基础力量。没有这种团结，这个专政就不能巩固。同时也要求我们党去团结尽可能多的能够同我们合作的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它们的知识分子和政治派别，以便在革命时期使反革命势力陷于孤立，彻底地打倒国内的反革命势力和帝国主义势力；在革命胜利以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49年3月5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436―1437页。
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联盟，而主要是工人和农民的联盟，因为这两个阶级占了中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到九十。推翻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主要是这两个阶级的力量。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主要依靠这两个阶级的联盟。――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478―1479页。
我国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是在伟大的革命斗争中一步一步地形成的，它是一个包括全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以及一切爱国民主人士在内的几万万人的统一战线，它是以工人、农民为基础的，它是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领导之下的，它又是采用自我批评方法的，因此，它就能够巩固地团结一致，它就能够越来越有生气，越来越有力量，它就是任何敌人所不能战胜的。――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的讲话》（1951年11月1日），《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第187页。
我党规定了中国革命的总路线和总政策，又规定了各项具体的工作路线和各项具体的政策。但是，许多同志往往记住了我党的具体的个别的工作路线和政策，忘记了我党的总路线和总政策。而如果真正忘记了我党的总路线和总政策，我们就将是一个盲目的不完全的不清醒的革命者，在我们执行具体工作路线和具体政策的时候，就会迷失方向，就会左右摇摆，就会贻误我们的工作。――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1948年4月1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316页。
我党规定了中国革命的总路线和总政策，又规定了各项具体的工作路线和各项具体的政策。但是，许多同志往往记住了我党的具体的个别的工作路线和政策，忘记了我党的总路线和总政策。而如果真正忘记了我党的总路线和总政策，我们就将是一个盲目的不完全的不清醒的革命者，在我们执行具体工作路线和具体政策的时候，就会迷失方向，就会左右摇摆，就会贻误我们的工作。――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1948年4月1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316页。
全党同志必须紧紧地掌握党的总路线，这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路线。新民主主义的革命，不是任何别的革命，它只能是和必须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这就是说，这个革命不能由任何别的阶级和任何别的政党充当领导者，只能和必须由无产阶级和中国共产党充当领导者。这就是说，由参加这个革命的人们所组成的统一战线是十分广大的，这里包括了工人、农民、独立劳动者、自由职业者、知识分子、民族资产阶级以及从地主阶级分裂出来的一部分开明绅士，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人民大众。由这个人民大众所建立的国家和政府，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无产阶级领导的各民主阶级联盟的民主联合政府。这个革命所要推翻的敌人，只是和必须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这些敌人的集中表现，就是蒋介石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1948年4月1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313页。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毛泽东：《革命的转变和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1953年12月），《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第316页。
有了总路线还不够，还必须在总路线指导之下，在工、农、商、学、兵、政、党各个方面，有一整套适合情况的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才有可能说服群众和干部，并且把这些当作教材去教育他们，使他们有一个统一的认识和统一的行动，然后才有可能取得革命事业和建设事业的胜利，否则是不可能的。――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2年1月30日），《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第304页。
我们要懂得，统一战线里是一定有磨擦的。这个统一战线的名词里已经包含着磨擦的意思，因为讲统一，起码是两个以上才有可能，如果只有一个，“孤掌难鸣”，就不会有磨擦，但一有两个，两个手掌就拍得响了，磨擦就难免的。统一战线有一万年，磨擦也有一万年，有统一战线就有磨擦存在。因为有不同，所以有磨擦，不过我们是尽一切力量使磨擦减少。――毛泽东：《关于目前战争局面和政治形势》（1939年1月28日），《毛泽东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151―152页。
对于统一战线中各种不同的同盟者，我们的态度应该是有联合，有批评，有各种不同的联合，有各种不同的批评。――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年5月2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849页。
统一战线的原则有两个：第一个是团结，第二个是批评、教育和改造。在统一战线中，投降主义是错误的，对别人采取排斥和鄙弃态度的宗派主义也是错误的。――毛泽东：《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1944年10月30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012页。
我们必须把党外大多数民主人士看成和自己的干部一样，同他们诚恳地坦白地商量和解决那些必须商量和解决的问题，给他们工作做，使他们在工作岗位上有职有权，使他们在工作上做出成绩来。从团结他们出发，对他们的错误和缺点进行认真的和适当的批评或斗争，达到团结他们的目的。对他们的错误或缺点采取迁就态度，是不对的。对他们采取关门态度或敷衍态度，也是不对的。――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1949年3月5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437―1438页。
要达到巩固革命统一战线的目的，必须采取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是推动大家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很好的方法，是人民国家内全体革命人民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唯一正确的方法。――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的讲话》（1950年6月23日），《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第81页。
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就是自我教育的基本方法。我希望全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一切爱国民主人士，都采用这种方法。――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的讲话》（1950年6月23日），《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第82页。
必须指出，在强调加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任务的时候，不要忘记又团结又斗争的原则。在民主人士中存在着的政治上和思想上的错误倾向，必须加以分析，并在适当的时机用适当的方式向他们指出，有些应当提出批评，或加以讨论，以达帮助他们提高思想、改正错误的目的。认为在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中可以只要团结、不要斗争的思想是完全错误的。我们的任务是：既要反对关门主义的“左”的偏向，又要反对同错误思想和平共居的右的偏向。――毛泽东：对中央关于统一战线工作指示稿的批语和修改（1955年1月10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五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2月第1版，第2―3页。
对民族资产阶级要采取“又团结、又斗争”的政策。团结他们一起反对帝国主义，支持他们一切反对帝国主义的言行；对他们反工人阶级的、反共的反动言行，进行适当的斗争。只有一个方面是错误的：只有斗争，不要团结，是“左”倾错误；只有团结，不要斗争，是右倾错误。这两种错误我们党都犯过，经验很痛苦。后来我们总结了这两种经验，采取了“又团结、又斗争”的政策，必须斗争的就作斗争，可以团结的就团结起来。斗争的目的是为了团结他们，取得反对帝国主义的胜利。――毛泽东：《我们党的一些历史经验》（1956年9月25日），《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第135―136页。
在一九四二年，我们曾经把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这种民主的方法，具体化为一个公式，叫做“团结──批评──团结”。讲详细一点，就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使矛盾得到解决，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按照我们的经验，这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全国解放以后，我们对民主党派和工商界也采取了“团结──批评──团结”这个方法。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要在整个人民内部继续推广和更好地运用这个方法，要求所有的工厂、合作社、商店、学校、机关、团体，总之，六亿人口，都采用这个方法去解决他们内部的矛盾。――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第210―211页。
我们对同盟者工作方法：1．切实的具体的帮助，多采取建议的方法；2．依照他们觉悟的程度与迫切的需要，提出适当的要求与口号，不要太高太左；3．善意的批评，也应该赞扬他们的好处；4．利用群众的力量推动，即自下而上的推动，但不是对立。――毛泽东：《目前抗战形势与党的任务报告提纲》（1937年10月），《毛泽东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53页。
中国社会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无产阶级和地主大资产阶级都只占少数，最广大的人民是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其他的中间阶级。任何政党的政策如果不顾到这些阶级的利益，如果这些阶级的人们不得其所，如果这些阶级的人们没有说话的权利，要想把国事弄好是不可能的。――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1941年11月6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808页。
领导的阶级和政党，要实现自己对于被领导的阶级、阶层、政党和人民团体的领导，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甲）率领被领导者（同盟者）向着共同敌人作坚决的斗争，并取得胜利；（乙）对被领导者给以物质福利，至少不损害其利益，同时对被领导者给以政治教育。没有这两个条件或两个条件缺一，就不能实现领导。――毛泽东：《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1948年1月18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273页。
要求资产阶级接受工人阶级的基本思想，例如消灭剥削，消灭阶级，消灭个人主义，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或者如先生所说“没有劳动，没有生活，不从劳动以外求生活，不从自力以外求生活”，这就是要求资产阶级接受社会主义。这些对于少数进步分子说来是可能的，当作一个阶级，则不宜这样要求，至少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不宜如此宣传。当作一个阶级，在现阶段，我们只应当责成他们接受工人阶级的领导，亦即接受《共同纲领》，而不宜过此限度。――毛泽东：《给黄炎培的信》（1952年9月5日），《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第236页。
我们的重点是照顾多数，同时照顾少数。凡是对人民国家的事业忠诚的，做了工作的，有相当成绩的，对人民态度比较好的各民族、各党派、各阶级的代表性人物都有份。――毛泽东：《关于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几点说明》（1952年10月8日），《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第260页。
共产党领导机关的基本任务，就在于了解情况和掌握政策两件大事，前一件事就是所谓认识世界，后一件事就是所谓改造世界。――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802页。
如果我们的政策不正确，比如侵犯了中农、中等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主人士、开明绅士、知识分子，对俘虏处置不当，对地主、富农处置不当，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犯了错误，那就还是不能胜利，共产党会由越来越多变成越来越少，蒋介石孤立会变成国共两方面都孤立，人民不喜欢蒋介石，也不喜欢共产党。这个可能性是有的，在理论上不是不存在的。――毛泽东：《在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48年1月15日），《毛泽东文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第23页。
全党同志须知，现在敌人已经彻底孤立了，但是，敌人的孤立并不就等于我们的胜利。我们如果在政策上犯了错误，还是不能取得胜利。具体说来，在战争、整党、土地改革、工商业和镇压反革命五个政策问题中，任何一个问题犯了原则的错误，不加改正，我们就会失败。政策是革命政党一切实际行动的出发点，并且表现于行动的过程和归宿。一个革命政党的任何行动都是实行政策。不是实行正确的政策，就是实行错误的政策；不是自觉地，就是盲目地实行某种政策。――毛泽东：《关于工商业政策》（1948年2月27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286页。
凡政策之正确与否及正确之程度，均待经验去考证；任何经验（实践），均是从实行某种政策的过程中得来的，错误的经验是实行了错误政策的结果，正确的经验是实行了正确政策的结果。因此，无论做什么事，凡关涉群众的，都应有界限分明的政策。――毛泽东：《政策和经验的关系》（1948年3月6日），《毛泽东文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第74页。
只有党的政策和策略全部走上正轨，中国革命才有胜利的可能。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毛泽东：《关于情况的通报》（1948年3月20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298页。
全党都要认真地、谨慎地做好统一战线工作。要在工人阶级领导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把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团结起来。民族资产阶级将来是要消灭的，但是现在要把他们团结在我们身边，不要把他们推开。我们一方面要同他们作斗争，另一方面团结他们。要向干部讲明这个道理，并且拿事实证明，团结民族资产阶级、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是对的，是必要的。这些人中间有许多人过去是我们的敌人。现在他们从敌人方面分化出来，到我们这边来了，对这种多少有点可能团结的人，我们也要团结。团结他们，有利于劳动人民。现在我们需要采取这个策略。――毛泽东：《不要四面出击》（1950年6月6日），《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第75页。
3、统一战线的历史发展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我们的革命要有不领错路和一定成功的把握，不可不注意团结我们的真正的朋友，以攻击我们的真正的敌人。――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1925年12月1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3页。
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1925年12月1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9页。
中日矛盾变动了国内的阶级关系，使资产阶级甚至军阀都遇到了存亡的问题，在他们及其政党内部逐渐地发生了改变政治态度的过程。这就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面前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任务。我们的统一战线是包括资产阶级及一切同意保卫祖国的人们的，是举国一致对外的。这个任务不但必须完成，而且是可能完成的。――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1937年5月3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253页。
在中国，因为它是殖民地半殖民地，是被人侵略的，所以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还有在一定时期中和一定程度上的革命性。在这里，无产阶级的任务，在于不忽视民族资产阶级的这种革命性，而和他们建立反帝国主义和反官僚军阀政府的统一战线。――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1月），《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673页。
抗日战争胜利的基本条件，是抗日统一战线的扩大和巩固。而要达此目的，必须采取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策略，这是不可分离的三个环节，而以斗争为达到团结一切抗日势力的手段。在抗日统一战线时期中，斗争是团结的手段，团结是斗争的目的。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这一真理，已经逐渐为党内同志们所了解。但不了解的依然还多，他们或者认为斗争会破裂统一战线，或者认为斗争可以无限制地使用，或者对于中间势力采取不正确的策略，或者对顽固势力有错误的认识，这些都是必须纠正的。――毛泽东：《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1940年3月11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745页。
统一战线政策就是阶级政策，二者不可分割，这一点不弄清楚，很多问题是弄不清楚的。――毛泽东：《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1941年5月8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785页。
由于美国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代替了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汪精卫的地位，采取了变中国为美国殖民地的政策、发动内战的政策和加强法西斯独裁统治的政策，他们就宣布他们自己和全国人民为敌，他们就将全国各阶层人民放在饥饿和死亡的界线上，因而就迫使全国各阶层人民团结起来，同蒋介石反动政府作你死我活的斗争，并使这个斗争迅速发展下去。全国人民除此以外，再无出路。被蒋介石政府各项反动政策所压迫、处于团结自救地位的中国各阶层人民，包括了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其他爱国分子、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在内。这是一个极其广泛的全民族的统一战线。――毛泽东：《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1947年5月30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225页。
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毛泽东：《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1947年10月10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237页。
统一战线。我们的原则是孤立敌人而不是孤立自己。北伐战争时期，我们党本来是不孤立的，后来因陈独秀右倾而孤立了，脱离了群众，脱离了农民，脱离了军队。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内机会主义的主要特点是“左”，先是表现在城市工作方面，不但把自己孤立了，而且到后来在城市简直立也立不住了，只好退到农村。到了农村，他们又有军事斗争方面的“左”和土地政策、工商业政策方面的“左”。他们把赤白对立绝对化；对中小资产阶级实行过左政策，片面强调工人利益而把工商业很快搞垮了；主张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并损伤了一部分中农的利益。当然，我们党在农村中还是有群众的，不能说是在农民中完全孤立。总之，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实行“左”的政策的结果，我们没能孤立蒋介石，而是孤立了自己。抗战时期我们孤立了蒋介石（如果在抗战胜利以后再孤立他就来不及了），我们对他采取的是又团结又斗争的策略。坚决同蒋介石的反人民政策作斗争，这是反右，但如果只斗争而不同他合作，不停止没收地主的土地而改为减租减息，不实行“三三制”等政策，群众就不能理解我们。党在抗战时期实行这些政策是完全正确的。――毛泽东：《在杨家沟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47年12月25日），《毛泽东文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第330页。
我们的统一战线，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我们的军队，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军队。所谓无产阶级领导，就是经过它的先锋队共产党来领导，人民大众主要就是农民。我们讲能够胜利，就要建立在这个基础上。――毛泽东：《在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48年1月15日），《毛泽东文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第21―22页。
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在三年多的时间内，很快地觉悟起来，并且把自己组织起来，形成了全国规模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及其集中的代表者国民党反动政府的统一战线，援助人民解放战争，基本上打倒了国民党反动政府，推翻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恢复了政治协商会议。――毛泽东：《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1949年9月21日），《毛泽东文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第343页。
民主人士到各地去视察，各地不要以此为累赘。让他们去听听农民的诉苦，看看农民的欢喜。我们有些什么缺点和错误，也可以让他们看看，这是一件有益的事情。状元三年一考，土改千载难逢，应该欢迎他们去看看。――毛泽东：同第二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与会代表的谈话（1951年1月）
需要继续在资本家中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为此需要有计划地培养一部分眼光远大的、愿意和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靠近的、先进的资本家，以便经过他们去说服大部分资本家。――毛泽东：《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必经之路》（1953年9月7日），《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第292页。
全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在过去几年中已有很大的进步，相信再有三年至五年，这种进步将更大，所以三年至五年内基本上完成将私营工商业引上国家资本主义轨道是有可能的。国营企业的优胜，则是完成这一任务在物质方面的保证。――毛泽东：《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必经之路》（1953年9月7日），《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第293页。
我们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所用的方法是和平的方法。对于这种方法，过去在共产党内和共产党外，都有许多人表示怀疑。但是从去年夏季以来，由于农村中合作化运动的高潮和最近几个月以来城市中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他们的疑问已经大体解决了。在我国的条件下，用和平的方法，即用说服教育的方法，不但可以改变个体的所有制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而且可以改变资本主义所有制为社会主义所有制。过去几个月来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大大超过了人们的意料。过去有些人怕社会主义这一关难过，现在看来，这一关也还是容易过的。――毛泽东：《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解放生产力》（1956年1月25日），《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第1―2页。
我们胜利的获得，是依靠了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并且广泛地团结了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为了进行伟大的建设工作，在我们的面前，摆着极为繁重的任务。虽然我们有一千多万党员，但是在全国人口中仍然只占极少数。在我们的各个国家机关和各项社会事业中，大量的工作要依靠党外的人员合作来做。如果我们不善于依靠人民群众，不善于同党外的人员合作，那就无法把工作做好。在我们继续加强全党的团结的时候，我们还必须继续加强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团结，继续巩固和扩大我们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必须认真地纠正在任何工作环节上的任何一种妨害党同人民团结的不良现象。――毛泽东：《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1956年9月15日），《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第115页。
在整个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历史时期内，我们要争取和团结民族资产阶级，使他们站在人民的方面，反对帝国主义。在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基本完成以后，在一定时期还要和他们保持联盟。这样做，有利于对付帝国主义的侵略，有利于发展生产、稳定市场，有利于争取和改造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毛泽东：《我们党的一些历史经验》（1956年9月25日），《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第135页。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把所有的人都包下来。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是要消灭的，但人都包下来了。工商业者不是国家的负担，而是一笔财富，他们过去和现在都起了积极作用。――毛泽东：《同工商界人士的谈话》（1956年12月8日），《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第176页。
在我们国家里，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一般地属于人民内部的阶级斗争，这是因为我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面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它有革命性的一面，又有妥协性的一面。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它有剥削工人阶级取得利润的一面，又有拥护宪法、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面。――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第206页。
我国社会制度的改革，除了农业合作化和手工业合作化以外，私营工商业改变为公私合营企业，也在一九五六年完成了。这件事所以做得这样迅速和顺利，是跟我们把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当做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密切相关的。――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第222―223页。
对于民族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我们没有采取无偿剥夺的办法，而是实行赎买政策。因为他们虽然是剥削者，但是他们曾经是民主革命的同盟者，现在又不反对社会主义改造。我们采取赎买政策，就使我们在政治上获得主动，经济上也有利。――毛泽东：《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节选）》（1959年2月27日），《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第12―13页。
4、对港澳台同胞和海外爱国同胞的统一战线工作
如果台湾不作为一个国家，没有中央政府，它归还中国，那末台湾的社会制度问题也可以留待以后谈。我们容许台湾保持原来的社会制度，等台湾人民自己来解决这个问题。――毛泽东：《中国在联合国只能有一个代表》（1961年6月13日），《毛泽东外交文选》第469页。
侨胞们团结起来，拥护祖国的革命，改善自己的地位。――毛泽东：《给侨胞的题词》（1949年10月1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11月第1版，第16页。
中国政府一向鼓励华侨要遵守所在国的法令，不要从事政治活动，并且鼓励他们把他们的人力和财力为所在国的利益服务。……对华侨包括华侨商人的正当利益应该加以保护。――毛泽东：《华侨要遵守所在国的法令》（1956年9月18日），《毛泽东外交文选》第250页。
5、多党合作和民主党派工作
在一切有愿意和我们合作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存在的地方，共产党员必须采取和他们一道商量问题和一道工作的态度。那种独断专行，把同盟者置之不理的态度，是不对的。一个好的共产党员，必须善于照顾全局，善于照顾多数，并善于和同盟者一道工作。――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1938年10月14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526页。
我们共产党人对于一切革命的人们，是决不排斥的，我们将和所有愿意抗日到底的阶级、阶层、政党、政团以及个人，坚持统一战线，实行长期合作。但人家要排斥共产党，那是不行的；人家要分裂统一战线，那是不行的。――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1月），《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683页。
对于共产党以外的人员，不问他们是否有党派关系和属于何种党派，只要是抗日的并且是愿意和共产党合作的，我们便应以合作的态度对待他们。――毛泽东：《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1940年3月6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742页。
我们的同志必须懂得一条真理：共产党员和党外人员相比较，无论何时都是占少数。假定一百个人中有一个共产党员，全中国四亿五千万人中就有四百五十万共产党员。即使达到这样大的数目，共产党员也还是只占百分之一，百分之九十九都是非党员。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和非党人员合作呢？对于一切愿意同我们合作以及可能同我们合作的人，我们只有同他们合作的义务，绝无排斥他们的权利。――毛泽东：《整顿党的作风》（1942年2月1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826页。
我党同党外民主人士长期合作的政策，必须在全党思想上和工作上确定下来。……我们党内由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关门主义作风所养成的对待党外民主人士的不正确态度，在抗日时期并没有完全克服，在一九四七年各根据地土地改革高潮时期又曾出现过。这种态度只会使我党陷于孤立，使人民民主专政不能巩固，使敌人获得同盟者。现在中国第一次在我党领导之下的政治协商会议即将召开，民主联合政府即将成立，革命即将在全国胜利，全党对于这个问题必须有认真的检讨和正确的认识，必须反对右的迁就主义和“左”的关门主义或敷衍主义两种倾向，而采取完全正确的态度。――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1949年3月5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437―1438页。
中国的民主革命，可以说是几个政党联合进行的，但是以共产党为首。――毛泽东：《马列主义基本原理至今未变，个别结论可以改变》（1959年2月14日），《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第3页。
对民主党派及非党人物不重视，是一种社会现象，不仅党内有，党外也有。要向大家说清楚，从长远和整体看，必须要民主党派。民主党派是联系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政权中要有他们的代表才行。认为民主党派是“一根头发的功劳”，一根头发拔去不拔去都一样的说法是不对的。从他们背后联系的人们看，就不是一根头发，而是一把头发，不可藐视。――毛泽东：同中央统战部负责同志的谈话(1950年3月―4月)，转引自《历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概况和文献》，档案出版社1988年5月第1版，第6页。
有些人怀疑共产党得势之后，是否会学俄国那样，来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和一党制度。我们的答复是：几个民主阶级联盟的新民主主义国家，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是有原则上的不同的。毫无疑义，我们这个新民主主义制度是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之下，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建立起来的，但是中国在整个新民主主义制度期间，不可能、因此就不应该是一个阶级专政和一党独占政府机构的制度。只要共产党以外的其他任何政党，任何社会集团或个人，对于共产党是采取合作的而不是采取敌对的态度，我们是没有理由不和他们合作的。俄国的历史形成了俄国的制度，在那里，废除了人剥削人的社会制度，实现了最新式的民主主义即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一切反对社会主义的政党都被人民抛弃了，人民仅仅拥护布尔什维克党，因此形成了俄国的局面，这在他们是完全必要和完全合理的。但是在俄国的政权机关中，即使是处在除了布尔什维克党以外没有其他政党的条件下，实行的还是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联盟，或党和非党联盟的制度，也不是只有工人阶级或只有布尔什维克党人才可以在政权机关中工作。中国现阶段的历史将形成中国现阶段的制度，在一个长时期中，将产生一个对于我们是完全必要和完全合理同时又区别于俄国制度的特殊形态，即几个民主阶级联盟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形态和政权形态。――毛泽东：《论联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061―1062页。
中国也有各种党派和团体。中国的各种党派是有差别的，并不是在一个水平上，有领导和被领导的分别。中国各民主党派承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毛泽东：《同缅甸总理吴努的谈话》（1954年12月11日），《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第375页。
在我们国内，在抗日反蒋斗争中形成的以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为主的许多民主党派，现在还继续存在。在这一点上，我们和苏联不同。我们有意识地留下民主党派，让们有发表意见的机会，对他们采取又团结又斗争的方针。……这对党，对人民，对社会主义比较有利。――毛泽东：《论十大关系》（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第34―35页。
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毛泽东：《论十大关系》（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第34页。
他们要求实行西方的两党制，这一党在台上，那一党在台下。但是这种所谓两党制不过是维护资产阶级专政的一种方法，它绝不能保障劳动人民的自由权利。――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第208页。
我们同资本家、同各民主党派合作得很好，大家互相帮助，有了错误加以批评，共同进步。同时，也采用自我批评的办法，各民主党派也进行自我批评。……过去资本家很怕我们，各民主党派也有一些怕我们。经过了六年的时间，现在他们和我们的相互信任大为增强。过去他们不信任共产党，共产党也不那么信任他们。大家在一起工作，搞久了，常常见面，慢慢地就互相信任了。――毛泽东：《同藏族人士的谈话》（1956年2月12日），《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第5页。
“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个口号，也是我国具体的历史条件的产物。这个口号并不是突然提出来的，它已经经过了好几年的酝酿。长期共存的思想已经存在很久了。到去年，社会主义制度已基本建立，这些口号就明确地提出来了。为什么要让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民主党派同工人阶级政党长期共存呢？这是因为凡属一切确实致力于团结人民从事社会主义事业的、得到人民信任的党派，我们没有理由不对它们采取长期共存的方针。我在一九五○年六月第二次政治协商会议上，就已经这样说过：“只要谁肯真正为人民效力，在人民还有困难的时期内确实帮了忙，做了好事，并且是一贯地做下去，并不半途而废，那末，人民和人民的政府是没有理由不要他的，是没有理由不给他以生活的机会和效力的机会的。”这里所说的，也就是各党派可以长期共存的政治基础。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这是我们的愿望，也是我们的方针。至于各民主党派是否能够长期存在下去，不是单由共产党一方面的愿望作决定，还要看各民主党派自己的表现，要看它们是否取得人民的信任。各党派互相监督的事实，也早已存在，就是各党派互相提意见，作批评。所谓互相监督，当然不是单方面的，共产党可以监督民主党派，民主党派也可以监督共产党。为什么要让民主党派监督共产党呢？这是因为一个党同一个人一样，耳边很需要听到不同的声音。大家知道，主要监督共产党的是劳动人民和党员群众。但是有了民主党派，对我们更为有益。――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第234―235页。
我在一九五七年这样说过，要造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党内党外都应当有这样的政治局面。没有这样的政治局面，群众的积极性是不可能发动起来的。――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2年1月30日），《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第293页。
统一战线中的独立性，只能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如果认为它是绝对的，就会破坏团结对敌的总方针。但是决不能抹杀这种相对的独立性，无论在思想上也好，在政治上也好，在组织上也好，各党必须有相对的独立性，即是说有相对的自由权。如果被人抹杀或自己抛弃这种相对的自由权，那就也会破坏团结对敌的总方针。这是每个共产党员，同时也是每个友党党员，应该明白的。――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1938年10月14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524―525页。
去年说要巩固，今年说要发展，如果今年还只是一个巩固，那是不行的。因为社会上有民主党派的阶层和人物存在，所以就应当发展。中国人口四万万七千五百万，所有民主党派不到二万人，今年发展一倍也不过四万人，并不算多。这个问题应该写出几条指示发到各地去。――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接见部分代表时的讲话（1951年1月）
6、民族工作
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改革，是一件重大的事情，必须谨慎对待。我们无论如何不能急躁，急了会出毛病。条件不成熟，不能进行改革。一个条件成熟了，其他条件不成熟，也不要进行重大的改革。当然，这并不是说不要改革。按照共同纲领的规定，少数民族地区的风俗习惯是可以改革的。但是，这种改革必须由少数民族自己来解决。没有群众条件，没有人民武装，没有少数民族自己的干部，就不要进行任何带群众性的改革工作。――毛泽东：《不要四面出击》（1950年6月6日），《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第75页。
必须认识藏族问题的极端严重性，必须应付恰当，不能和处理寻常关系一例看待。――毛泽东∶《有关西藏的重要问题由中央处理》(1952年4月8日)，《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第230页。
团结起来，按照各民族不同地区的不同情况进行工作。有些地方可以做得快一点，有些地方可以做得慢一点，不论做快做慢都要先商量好了再做，没有商量好就不勉强做。商量好了，大多数人赞成了，就慢慢地去做。做好事也要商量着做。商量办事，这是共产党和国民党不同的地方。――毛泽东：《接见西藏国庆观礼团、参观团代表的谈话》（1953年10月18日），《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第311页。
经过各族人民几年来的努力，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绝大部分都已经基本上完成了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西藏由于条件还不成熟，还没有进行民主改革。按照中央和西藏地方政府的十七条协议，社会制度的改革必须实行，但是何时实行，要待西藏大多数人民群众和领袖人物认为可行的时候，才能作出决定，不能性急。现在已决定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不进行改革。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内是否进行改革，要到那时看情况才能决定。――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第227页。
实行民族主义，坚决反抗日本帝国主义，对外求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对内求国内各民族之间的平等。――毛泽东∶《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1940年3月11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752页。
依据民族平等原则，实行蒙、回民族与汉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平等权利，建立蒙、回民族的自治区，尊重蒙、回民族的宗教信仰与风俗习惯。――毛泽东∶《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1941年5月1日)，《毛泽东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337页。
一九二四年，孙中山先生在其所著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里说∶“国民党之民族主义，有两方面之意义∶一则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二则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国民党敢郑重宣言，承认中国以内各民族之自决权，于反对帝国主义及军阀之革命获得胜利以后，当组织自由统一的(各民族自由联合的)中华民国。”
中国共产党完全同意上述孙先生的民族政策。共产党人必须积极地帮助各少数民族的广大人民群众为实现这个政策而奋斗；必须帮助各少数民族的广大人民群众，包括一切联系群众的领袖人物在内，争取他们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解放和发展，并成立维护群众利益的少数民族自己的军队。他们的言语、文字、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应被尊重。――毛泽东∶《论联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084页。
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团结起来！――毛泽东∶为赴少数民族地区访问的中央访问团所作题词(1950年)，转引自《当代中国的民族工作》上卷，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第67页。
几百年来，中国各民族之间是不团结的，特别是汉民族与西藏民族之间是不团结的，西藏民族内部也不团结。这是反动的清朝政府和蒋介石政府统治的结果，也是帝国主义挑拨离间的结果。现在，达赖喇嘛所领导的力量与班禅额尔德尼所领导的力量与中央人民政府之间，都团结起来了。这是中国人民打倒了帝国主义及国内反动统治之后才达到的。这种团结是兄弟般的团结，不是一方面压迫另一方面。这种团结是各方面共同努力的结果。今后，在这一团结基础上，我们各民族之间，将在各方面，将在政治、经济、文化等一切方面，得到发展和进步。――毛泽东∶《在庆祝签订和平解放西藏办法协议宴会上的讲话》(1951年5月24日)，《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第168页。
帝国主义过去敢于欺负中国的原因之一，是中国各民族不团结，但是这个时代已经永远过去了，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那一天起，中国各民族就开始团结成为友爱合作的大家庭，足以战胜任何帝国主义的侵略，并且把我们的祖国建设成为繁荣强盛的国家。――毛泽东：《给西北各族人民抗美援朝代表会议的复电》（1951年12月12日），《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第211页。
必须深刻批评我们党内在很多党员和干部中存在着的严重的大汉族主义思想，即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民族关系上表现出来的反动思想，即是国民党思想，必须立刻着手改正这一方面的错误。――毛泽东：《批判大汉族主义》（1953年3月16日），《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第269页。
在许多地方的党内和人民中，在民族关系上存在的问题，并不是什么大汉族主义的残余的问题，而是严重的大汉族主义的问题，即资产阶级思想统治着这些同志和人民而尚未获得马克思主义教育、尚未学好中央民族政策的问题，故须进行认真的教育，以期一步一步地解决这个问题。――毛泽东：《批判大汉族主义》（1953年3月16日），《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第269―270页。
我们要和各民族讲团结，不论大的民族、小的民族都要团结。例如鄂伦春族还不到两千人，我们也要和他们团结。只要是中国人，不分民族，凡是反对帝国主义、主张爱国和团结的，我们都要和他们团结。――毛泽东：《接见西藏国庆观礼团、参观团代表的谈话》（1953年10月18日），《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第311页。
要反对大汉族主义。不要以为只是汉族帮助了少数民族，而少数民族也很大地帮助了汉族。有些同志总是在那里吹，我们可帮助了你们，就没有看到没有少数民族是不行的。――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1955年3月21日），《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第405页。
对于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我们的政策是比较稳当的，是比较得到少数民族赞成的。我们着重反对大汉族主义。地方民族主义也要反对，但是那一般地不是重点。
我国少数民族人数少，占的地方大。论人口，汉族占百分之九十四，是压倒优势。如果汉人搞大汉族主义，歧视少数民族，那就很不好。而土地谁多呢？土地是少数民族多，占百分之五十到六十。我们说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实际上是汉族“人口众多”，少数民族“地大物博”，至少地下资源很可能是少数民族“物博”。――毛泽东：《论十大关系》（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第33页。
天上的空气，地上的森林，地下的宝藏，都是建设社会主义所需要的重要因素，而一切物质因素只有通过人的因素，才能加以开发利用。我们必须搞好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巩固各民族的团结，来共同努力于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毛泽东：《论十大关系》（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第34页。
我们无论对干部和人民群众，都要广泛地持久地进行无产阶级的民族政策教育，并且要对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经常注意检查。――毛泽东：《论十大关系》（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第34页。
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第204页。
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一定要搞好。这个问题的关键是克服大汉族主义。在存在有地方民族主义的少数民族中间，则应当同时克服地方民族主义。无论是大汉族主义或者地方民族主义，都不利于各族人民的团结，这是应当克服的一种人民内部的矛盾。――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第227页。
承认中国境内各少数民族有平等自治的权利。――毛泽东∶《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1947年10月10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238页。
我们说的民族区域自治，就是在少数民族地区要认真做到少数民族为主，汉族为辅。――毛泽东语，转引自《新时期民族工作文献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141页。
少数民族问题，它有共同性，也有特殊性。共同的就适用共同的条文，特殊的就适用特殊的条文。少数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上都有自己的特点。少数民族经济特点是什么?比如第五条讲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现在有四种，实际上我们少数民族地区现在还有别种的所有制。现在是不是还有原始公社所有制呢?在有些少数民族中恐怕是有的。我国也还有奴隶主所有制，也还有封建主所有制。现在看来，奴隶制度、封建制度、资本主义制度都不好，其实它们在历史上都曾经比原始公社制度要进步。这些制度开始时是进步的，但到后来就不行了，所以就有别的制度来代替了。宪法草案第七十条规定，少数民族地区，“可以按照当地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特点，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所有这些，都是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结合。――毛泽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1954年6月14日），《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第327页。
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管理体制和财政体制，究竟怎样才适合，要好好研究一下。――毛泽东：《论十大关系》（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第34页。
在苏联的总人口中，俄罗斯族占百分之五十多，少数民族占将近百分之五十，而在中国的总人口中，汉族占百分之九十四，少数民族占百分之六，所以中国不能像苏联那样搞加盟共和国。――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3月），《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第371页。
共产党实行民族平等，不要压迫、剥削你们，而是要帮助你们，帮助你们发展人口、发展经济和文化。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就是要执行帮助你们的政策。开始进去的时候不会有帮助，三四年之内也不可能有多的帮助。但以后就能帮助你们的，那是一定的。如果共产党不能帮助你们发展人口、发展经济和文化，那共产党就没有什么用处。――毛泽东：《接见西藏致敬团代表谈话的要点》（1952年10月8日），《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第240页。
帮助各少数民族，让各少数民族得到发展和进步，是整个国家的利益。各少数民族的发展和进步都是有希望的。――毛泽东：《接见西藏国庆观礼团、参观团代表的谈话》（1953年10月18日），《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第312页。
我们的目的是使大家都发展起来，我们要经过几个五年计划来克服这种落后状况。我们支援你们，你们自己也要发展。你们应该发展人口，发展经济，发展文化。经济不发展，人口也不能发展，文化发展了，可以帮助经济发展。――毛泽东：《同藏族人士的谈话》（1956年2月12日），《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第6页。
我们要诚心诚意地积极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毛泽东：《论十大关系》（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第34页。
要做好经济工作。农业、畜牧业、工业要一年比一年发展，经济要一年比一年繁荣，人民生活要一年比一年改善。――毛泽东：在讨论新疆工作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63年9月27日)
青海、甘肃、新疆、宁夏、陕西各省省委及一切有少数民族存在地方的地委，都应开办少数民族干部训练班，或干部训练学校。请你们注意这一点，要彻底解决民族问题，完全孤立民族反动派，没有大批从少数民族出身的共产主义干部，是不可能的。――毛泽东：《大批培养少数民族干部》（1949年11月14日），《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第20页。
各级政权机关均应按各民族人口多少，分配名额，大量吸收回族及其他少数民族能够和我们合作的人参加政府工作。在目前时期应一律组织联合政府，即统一战线政府。在这种合作中大批培养少数民族干部。――毛泽东：《大批培养少数民族干部》（1949年11月14日），《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第20页。
我们一定要帮助少数民族训练他们自己的干部，团结少数民族的广大群众。――毛泽东：《不要四面出击》（1950年6月6日），《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第75页。
民族区域自治地区要搞建设，便要有自己民族的干部，自己的科学家。青年要学科学，有很多科学要学，像电呀、机器呀这些东西。西藏地方大，地下有很多好东西。要有使用机器的人才，要有农业科学家，要有地质科学家。――毛泽东：《同藏族人士的谈话》（1956年2月12日），《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第7页。
7、宗教工作
我赞成有些共产主义者研究各种教的经典，研究佛教、伊斯兰教、耶稣教等等的经典。因为这是个群众问题，群众有那样多人信教，我们要做群众工作，我们却不懂得宗教，只红不专。――毛泽东∶同班禅的谈话(1961年1月23日)
对世界三大宗教（耶稣教、回教、佛教），至今影响着广大人口，我们却没有知识，国内没有一个由马克思主义者领导的研究机构，没有一本可看的这方面的刊物。――毛泽东：《加强宗教问题的研究》（1963年12月30日），《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第353页。
共产党员可以和某些唯心论者甚至宗教徒建立在政治行动上的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但是决不能赞同他们的唯心论或宗教教义。――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1月)，《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707页。
我不信佛教，但也不反对组织佛教联合会，联合起来划清敌我界限。――毛泽东∶《团结起来，划清敌我界限》(1952年8月4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第68页。
根据信教自由的原则，中国解放区容许各派宗教存在。不论是基督教、天主教、回教、佛教及其他宗教，只要教徒们遵守人民政府法律，人民政府就给以保护。信教的和不信教的各有他们的自由，不许加以强迫或歧视。――毛泽东∶《论联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092页。
共产党对宗教采取保护政策，信教的和不信教的，信这种教的或信别种教的，一律加以保护，尊重其信仰。今天对宗教采取保护政策，将来也仍然采取保护政策。――毛泽东：《接见西藏致敬团代表谈话的要点》（1952年10月8日），《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第239页。
宗教信仰自由，可以是先信后不信，也可以是先不信后信。在中国，信仰宗教的人不少。信耶稣教的有八十万人；信天主教的有三百万人；信伊斯兰教的有一千多万人；信佛教的更多，有几千万人；还有信道教的，数目也很大，约有一千多万人。人们的宗教感情是不能伤害的，稍微伤害一点也不好。除非他自己不信教，别人强迫他不信教是很危险的。这件事不可随便对待。就是到了共产主义也还会有信仰宗教的。――毛泽东：《同藏族人士的谈话》（1956年2月12日），《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第4页。
企图用行政命令的方法，用强制的方法解决思想问题，是非问题，不但没有效力，而且是有害的。我们不能用行政命令去消灭宗教，不能强制人们不信教。不能强制人们放弃唯心主义，也不能强制人们相信马克思主义。凡属于思想性质的问题，凡属于人民内部的争论问题，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只能用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而不能用强制的、压服的方法去解决。――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第209页。
有一些人虽然不公开表示不赞成马克思主义，但是实际上不赞成。这种人在很长的时间内都会有的，我们应该允许他们不赞成。例如一部分唯心主义者，他们可以赞成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但是不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宗教界的爱国人士也是这样。他们是有神论者，我们是无神论者。我们不能强迫这些人接受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3月12日），《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第269页。
你们不是要天长地久、永远信佛教吗？我是不赞成永远信佛教，但是你们要信，那有什么办法！我们是毫无办法的，信不信宗教，只能各人自己决定。――毛泽东：《关于西藏平叛》（1959年4月15日），《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第41页。
美国是最早强迫中国给予治外法权的国家之一，这即是白皮书上提到的中美两国有史以来第一次签订的一八四四年的望厦条约。就是在这个条约里，美国除了强迫中国接受五口通商等事而外，强迫中国接受美国人传教也是一条。美帝国主义比较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在很长的时期内，更加注重精神侵略方面的活动，由宗教事业而推广到“慈善”事业和文化事业。据有人统计，美国教会、“慈善”机关在中国的投资，总额达四千一百九十万美元；在教会财产中，医药费占百分之十四点七，教育费占百分之三十八点二，宗教活动费占百分之四十七点一。我国许多有名的学校如燕京、协和、汇文、圣约翰、金陵、东吴、之江、湘雅、华西、岭南等，都是美国人设立的。司徒雷登就是从事这些事业出了名，因而做了驻华大使的。艾奇逊们心中有数，所谓“那些在宗教、慈善事业和文化方面团结中美两国人民的纽带，一直在加深着美国对中国的友谊”，是有来历的。从一八四四年订约时算起，美国在这些事业上处心积虑地经营了一百零五年，据说都是为了“加深友谊”。――毛泽东∶《“友谊”，还是侵略?》(1949年8月30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505―1506页。
吴耀宗文件（注：指吴耀宗等关于中国基督教三自宣言《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宣言提出中国基督教会及团体的基本方针应是，肃清基督教内部的帝国主义的影响，警惕帝国主义利用宗教的反动阴谋；培养一般信徒的爱国民主精神，实行自治、自养、自传。这个宣言后来在1950年9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是很有用的，请考虑用内部文件方式电告各中央局及各省市委，并要他们注意赞助。――毛泽东：《对吴耀宗等的中国基督教会三自宣言的批语》（1950年7月19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11月第1版，第438页。
你们的佛教，就是喇嘛教，我是不信的，我赞成你们信。但是，有些规矩可不可以稍微改一下子？你们一百二十万人里头，有八万喇嘛，这八万喇嘛是不生产的，一不生产物质，二不生产人。你看，就神职人员来说，基督教是允许结婚的，回教是允许结婚的，天主教是不允许结婚的。西藏的喇嘛也不能结婚，不生产人。同时，喇嘛要从事生产，搞农业，搞工业，这样才可以维持长久。――毛泽东：《关于西藏平叛》（1959年4月15日），《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第40-41页。
关于宗教，我们的政策很明白，就是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看来，宗教寺庙也需要进行改革。……你们在精神上要有准备。改革以后，有一个时期喇嘛可能要减少。有些喇嘛要回家，但他们不是不信佛教了。当然年老的还是愿意留在寺庙。你们要把工作范围放广大一点，在寺庙和不在寺庙的佛教徒都是归你们领导的。宗教寺庙如何改革，我想你们应该考虑一个办法。――毛泽东：《西藏平叛后的有关方针政策》（1959年5月7日），《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第56页。
宗教方面，你的意见是保留一部分脱产喇嘛。我同意你的意见，留那么几千人。过去一百一十多万人口中间有十一万多喇嘛，太多了，养活不了，对发展生产和人口不利。我赞成有几千人学经，成为佛学知识分子。同时你看是不是他们还要学些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懂得政治、科学、文化及一般知识。――毛泽东∶同班禅的谈话(1961年1月23日)，转引自《当代中国的统一战线》上卷，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版，第343页。
8、知识分子工作
在长期的和残酷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在建立新中国的伟大斗争中，共产党必须善于吸收知识分子，才能组织伟大的抗战力量，组织千百万农民群众，发展革命的文化运动和发展革命的统一战线。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毛泽东：《大量吸收知识分子》（1939年12月1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618―619 页。
全党同志必须认识，对于知识分子的正确的政策，是革命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我们党在土地革命时期，许多地方许多军队对于知识分子的不正确态度，今后决不应重复；而无产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的造成，也决不能离开利用社会原有知识分子的帮助。中央盼望各级党委和全党同志，严重地注意这个问题。――毛泽东：《大量吸收知识分子》（1939年12月1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620页。
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是同青年学生、知识分子结合在一起的；同样，青年学生、知识分子也只有跟共产党在一起，才能走上正确的道路。知识分子不跟工人、农民结合，就不会有巨大的力量，是干不成大事业的；同样，在革命队伍里要是没有知识分子，那也是干不成大事业的。――毛泽东：《一二九运动的伟大意义》（1939年12月9日），《毛泽东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256页。
因为我们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文化不发达，所以对于知识分子觉得特别宝贵。党中央在两年多以前作过一个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决定，要争取广大的知识分子，只要他们是革命的，愿意参加抗日的，一概采取欢迎态度。我们尊重知识分子是完全应该的，没有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就不会胜利。――毛泽东：《整顿党的作风》（1942年2月1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815页。
中国是一个被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所造成的文化落后的国家，中国的人民解放斗争迫切地需要知识分子，因而知识分子问题就特别显得重要。而在过去半世纪的人民解放斗争，特别是五四运动以来的斗争中，在八年抗日战争中，广大革命知识分子对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所起的作用，是很大的。在今后的斗争中，他们将起更大的作用。因此，今后人民的政府应有计划地从广大人民中培养各类知识分子干部，并注意团结和教育现有一切有用的知识分子。――毛泽东：《论联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082―1083页。
对于学生、教员、教授、科学工作者、艺术工作者和一般知识分子，必须避免采取任何冒险政策。中国学生运动和革命斗争的经验证明，学生、教员、教授、科学工作者、艺术工作者和一般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是可以参加革命或者保持中立的，坚决的反革命分子只占极少数。因此，我党对于学生、教员、教授、科学工作者、艺术工作者和一般知识分子，必须采取慎重态度。――毛泽东：《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1948年1月18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269―1270页。
我国的艰巨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需要尽可能多的知识分子为它服务。凡是真正愿意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知识分子，我们都应当给予信任，从根本上改善同他们的关系，帮助他们解决各种必须解决的问题，使他们得以积极地发挥他们的才能。我们有许多同志不善于团结知识分子，用生硬的态度对待他们，不尊重他们的劳动，在科学文化工作中不适当地去干预那些不应当干预的事务。所有这些缺点必须加以克服。――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第225页。
我们要造就知识分子。现在我们只有很少的知识分子。旧中国留下来的高级知识分子只有十万，我们计划在三个五年计划之内造就一百万到一百五十万高级知识分子（包括大学毕业生和专科毕业生）。――毛泽东：《关于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的选举问题》（1956年9月10日），《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第101―102页。
无产阶级没有自己的庞大的技术队伍和理论队伍，社会主义是不能建成的。我们要在这十年内（科学规划也是十二年，还有十年），建立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队伍。我们的党员和党外积极分子都要努力争取变成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各级特别是省、地、县这三级要有培养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计划，不然，时间过去了，人还没有培养出来。――毛泽东：《关于农业问题》（1957年10月9日），《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第309―310页。
无产阶级必须造就自己的知识分子队伍，这跟资产阶级要造就它自己的知识分子队伍一样。一个阶级的政权，没有自己的知识分子那是不行的。美国没有那样一些知识分子，它资产阶级专政怎么能行？我们是无产阶级专政，一定要造就无产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队伍，包括从旧社会来的经过改造真正站稳工人阶级立场的一切知识分子。――毛泽东：《坚定地相信群众的大多数》（1957年10月13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第489页。
广大的知识分子虽然已经有了进步，但是不应当因此自满。为了充分适应新社会的需要，为了同工人农民团结一致，知识分子必须继续改造自己，逐步地抛弃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而树立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的世界观。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根本的转变，现在多数知识分子还不能说已经完成了这个转变。我们希望我国的知识分子继续前进，在自己的工作和学习的过程中，逐步地树立共产主义的世界观，逐步地学好马克思列宁主义，逐步地同工人农民打成一片，而不要中途停顿，更不要向后倒退，倒退是没有出路的。――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第225―226页。
不论是知识分子，还是青年学生，都应该努力学习。除了学习专业之外，在思想上要有所进步，政治上也要有所进步，这就需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时事政治。――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第226页。
知识分子也要改造，不仅那些基本立场还没有转过来的人要改造，而且所有的人都应该学习，都应该改造。我说所有的人，我们这些人也在内。情况是在不断地变化，要使自己的思想适应新的情况，就得学习。即使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已经了解得比较多的人，无产阶级立场比较坚定的人，也还是要再学习，要接受新事物，要研究新问题。知识分子如果不把自己头脑里的不恰当的东西去掉，就不能担负起教育别人的任务。――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3月12日），《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第271页。
如果我们的知识分子读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书，又在同工农群众的接近中，在自己的工作实践中有所了解，那末，我们大家就有了共同的语言，不仅有爱国主义方面的共同语言、社会主义制度方面的共同语言，而且还可以有共产主义世界观方面的共同语言。如果这样，大家的工作就一定会做得好得多。――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3月12日），《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第273页。
9、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工作
上海的地下工厂同合营企业也是对立物。因为社会有需要，就发展起来。要使它成为地上，合法化，可以雇工。现在做衣服要三个月，合作工厂做的衣服裤腿一长一短，扣子没眼，质量差。最好开私营工厂，同地上的作对，还可以开夫妻店，请工也可以。这叫新经济政策。我怀疑俄国新经济政策结束得早了，只搞了两年退却就转为进攻，到现在社会物资还不充足。我们保留了私营工商业职工二百五十万人（工业一百六十万，商业九十万），俄国只保留了八九万人。还可以考虑，只要社会需要，地下工厂还可以增加。可以开私营大厂，订个协议，十年、二十年不没收。华侨投资的，二十年、一百年不要没收。可以开投资公司，还本付息。可以搞国营，也可以搞私营。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毛泽东：《同民建和工商联负责人的谈话》（1956年12月7日），《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第170页。
一个城市有少数核心人物思想先搞通，对我们的事业是有好处的。民建中央和全国工商联委员有三百人左右，各省各市还有一批会员，合起来就有好几万人。在这些人中间争取一批人，早点建立决心，不是立即共产，而是作思想准备，接受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宣传教育。――毛泽东：《工商业者要掌握自己的命运》（1955年10月27日），《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第489―490页。
工商联将来怎么办？也可以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定息取消了，资本家也还要改造。工商联这个名称可以保存下来。――毛泽东：《同民建和工商联负责人的谈话》（1956年12月7日），《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第171页。
10、党外人士的安排工作
一部分共产党员，还不善于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还保存一种狭隘的关门主义或宗派主义的作风，他们还不明白共产党员有义务同抗日的党外人士合作，无权利排斥这些党外人士的道理。这就是要倾听人民群众的意见，要联系人民群众，而不要脱离人民群众的道理。“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上有一条，规定共产党员应当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不得一意孤行，把持包办，就是针对着这一部分还不明白党的政策的同志而说的。共产党员必须倾听党外人士的意见，给别人以说话的机会。别人说得对的，我们应该欢迎，并要跟别人的长处学习；别人说得不对，也应该让别人说完，然后慢慢加以解释。共产党员决不可自以为是，盛气凌人，以为自己是什么都好，别人是什么都不好；决不可把自己关在小房子里，自吹自擂，称王称霸。除了勾结日寇汉奸以及破坏抗战和团结的反动的顽固派，这些人当然没有说话的资格以外，其他任何人，都有说话的自由，即使说错了也是不要紧的。国事是国家的公事，不是一党一派的私事。因此，共产党员只有对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义务，而无排斥别人、垄断一切的权利。――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1941年11月6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809页。
如果在全中国，我们的党员有四百五十万，也只占人口的百分之一，而现在我们占的比例是百分之零点几。如果我们有四百五十万党员，在一百个人里，也只有一个共产党员。他的任务是什么？他的任务是团结九十九个非党人士。我们要组织军队，打倒敌人，就必须这样做。一个共产党员，如果不能团结多数人，团结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和其他民主分子，那就不算是一个好共产党员。――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第348页。
没有非党干部参加政府就会出毛病。共产党要永远与非党人士合作，这样就不容易做坏事和发生官僚主义。――毛泽东：《同绥远负责人的谈话》（1949年10月24日），《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第13―14页。
我们的各项具体工作，包括工业、农业、商业、文化教育等等工作，百分之九十不是党员做的，而是非党员做的。所以，要好好团结群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一道工作。过去，在团结全党和团结党外人士方面，我们还有许多毛病。我们要在这次大会上和大会以后进行宣传教育，把这方面的工作好好加以改进。――毛泽东：《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1956年8月30日），《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第88页。
虽然我们有一千多万党员，但是在全国人口中仍然只占极少数。在我们的各个国家机关和各项社会事业中，大量的工作要依靠党外的人员来做。如果我们不善于依靠人民群众，不善于同党外的人员合作，那就无法把工作做好。在我们继续加强全党的团结的时候，我们还必须继续加强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团结，继续巩固和扩大我们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必须认真地纠正在任何工作环节上的任何一种妨害党同人民团结的不良现象。――毛泽东：《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1956年9月15日），《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第115页。
我们的方针是统筹兼顾，各得其所。包括把国民党留下来的军政人员都包下来，连跑到台湾去的也可以回来。对反革命分子，凡是不杀的，都加以改造，给生活出路。民主党派保留下来，长期共存，对它的成员给予安排。总而言之，全国六亿人口，我们统统管着。――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1月27日），《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版，第186―187页。
我们的方针是统筹兼顾、适当安排。无论粮食问题，灾荒问题，就业问题，教育问题，知识分子问题，各种爱国力量的统一战线问题，少数民族问题，以及其他各项问题，都要从对全体人民的统筹兼顾这个观点出发，就当时当地的实际可能条件，同各方面的人协商，作出各种适当的安排。决不可以嫌人多，嫌人落后，嫌事情麻烦难办，推出门外了事。我这样说，是不是要把一切人一切事都由政府包下来呢？当然不是。许多人，许多事，可以由社会团体想办法，可以由群众直接想办法，他们是能够想出很多好的办法来的。而这也就包括在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之内，我们应当指导社会团体和各地群众这样做。――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第228页。
党外的人占百分之九十九，只有他们和我们一起革命才能取得胜利，单靠党员毫无办法，是不是这样？这是不是真理？完全是真理。他们中间有领袖，有干部，我们要帮助他们，培养人民中的优秀分子，同时尊重他们，和他们好好合作。对这些党外干部，将来我们各地的领导机关、组织部门要有调查研究，要有一些办法，教育的办法，团结的办法，比如开座谈会、谈心等等办法，对他们进行帮助和培养。――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第349页。
训练干部，不仅要训练党内的，而且要训练党外的。――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和结论》（1948年9月），《毛泽东文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第137页。
每一个大城市和每一个中等城市，每一个战略性区域和每一个省，都应当培养一批能够同我们合作的有威信的党外民主人士。――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1949年3月5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437―1438页。
不但要关心党的干部，还要关心非党的干部。党外存在着很多的人材，共产党不能把他们置之度外。去掉孤傲习气，善于和非党干部共事，真心诚意地帮助他们，用热烈的同志的态度对待他们，把他们的积极性组织到抗日和建国的伟大事业中去，这是每一个共产党员的责任。――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1938年10月14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526―527页。
必须教育担任政权工作的党员，克服他们不愿和不惯同党外人士合作的狭隘性，提倡民主作风，遇事先和党外人士商量，取得多数同意，然后去做。同时，尽量地鼓励党外人士对各种问题提出意见，并倾听他们的意见。绝不能以为我们有军队和政权在手，一切都要无条件地照我们的决定去做，因而不注意去努力说服非党人士同意我们的意见，并心悦诚服地执行。――毛泽东：《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1940年3月6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742―743页。
共产党的这个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原则，是固定不移的，是永远不变的。只要社会上还有党存在，加入党的人总是少数，党外的人总是多数，所以党员总是要和党外的人合作，现在就应在参议会中好好实行起来。我想，我们共产党的参议员，在我们这样的政策下面，可以在参议会中受到很好的锻炼，克服自己的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我们不是一个自以为是的小宗派，我们一定要学会打开大门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方法，我们一定要学会善于同别人商量问题。也许到今天还有这样的共产党员，他们说，如果要和别人合作，我们就不干了。但是我相信，这样的人是极少的。我向各位保证，我党绝大多数的党员是一定能够执行我党中央的路线的。同时也要请各位党外同志了解我们的主张，了解共产党并不是一个只图私利的小宗派、小团体。不是的，共产党是真心实意想把国事办好的。但是我们的毛病还很多。我们不怕说出自己的毛病，我们一定要改正自己的毛病。我们要加强党内教育来清除这些毛病，我们还要经过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来清除这些毛病。这样的内外夹攻，才能把我们的毛病治好，才能把国事真正办好起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1941年11月6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809―810页。
必须将关心和倾听党外人员的意见和要求及向党外人员学习，作为每个共产党员的严重责任。一切党员，都有责任经常地将党外人员的意见和要求（不论是正确的或不正确的）反映到党内及各工作部门内，而一切党组织与一切工作部门的领导人员都有责任考虑这些意见和要求，并须适时地列入议事日程，加以讨论及解决。――毛泽东：《关于共产党员与党外人员的关系》（1942年3月），《毛泽东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395页。
共产党员必须与党外人员实行民主合作，倾听党外人员的意见，和他们一起，共同商量问题与决定问题，共同遵守少数服从多数、局部服从全体、下级服从上级的民主集中制，并须使党外人士有职有权，敢于说话，敢于负责。――毛泽东：《关于共产党员与党外人员的关系》（1942年3月），《毛泽东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396页。
须知党外人员的愿与我党合作与我党的尊重党外人员，是彼此合作中不可缺一的条件。――毛泽东：《关于共产党员与党外人员的关系》（1942年3月），《毛泽东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397页。
任何愿与我党合作的党外人员，对我党和我党党员及干部都有批评的权利。除破坏抗战团结者的恶意攻击以外，一切善意批评，不论是文字的、口头的或其他方式的，党员及党组织都应虚心倾听。正确的批评，应加接受，即使其批评有不确当者，亦只可在其批评完毕，并经过慎重考虑之后，加以公平的与善意的解释。绝对不可文过饰非，拒绝党外人员的批评，或曲解善意批评为攻击，而造成党外人员对党的过失缄口不言的现象。党外人员对于违犯政府法令或党的政策的党员及干部，除得向法庭或行政机关依法控诉外，并有权向各级党委控告，直到党的中央。――毛泽东：《关于共产党员与党外人员的关系》（1942年3月），《毛泽东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397页。
凡与我党共事的党外人员，在法律上是与共产党员完全平等的。在工作上，应给以必需和可能的工作条件。在学习上，凡在一切有党外人员的机关、学校中，无论在职干部教育或学校教育，党外人员均与共产党员有同样的学习权利。在物质上，不是空唤优待，而是按工作情况、工作需要及现有物质条件给以真正必需的帮助，并须使党员了解这种帮助是应该的。――毛泽东：《关于共产党员与党外人员的关系》（1942年3月），《毛泽东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398页。
我们再来谈党员和非党人士之间的相互理解、密切合作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吧。虽然这个问题已经有了很大的很坚决的改善，但是我们的一些同志依然在犯错误，纠纷和误解仍然不断发生，到处还有我们的一些党员在包办一切。因此我们一直要求大家注意，在民主的“三三制”之下，使非党人士有实际权力的重要性。在我们政策的实际执行过程中，我们要向所有同志具体讲明，我们和非党人士之间的真诚合作，不仅帮助了群众，也帮助了我们自己。这样做的结果，党和非党人士的相互信任，在他们必须通力合作的实际工作中增长了。――毛泽东：《同英国记者斯坦因的谈话》（1944年7月14日），《毛泽东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第190页。
共产党人必须和其他党派及无党派人士多商量，多座谈，多开会，务使打通隔阂，去掉误会，改正相互关系上的不良现象，以便协同进行政府工作与各项社会事业。凡参加人民代表会议（参议会）工作、政府工作及社会工作的一切人员，不问属何党派，或无党无派，应该一律被尊重，应该一律有职有权。――毛泽东：《一九四五年的任务》（1944年12月15日），《毛泽东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第239页。
11、人民政协是最广泛的统一战线组织
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界民主人士、国内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都认为：必须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必须召集一个包含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界民主人士、国内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的代表人物的政治协商会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选举代表这个共和国的民主联合政府，才能使我们的伟大的祖国脱离半殖民地的和半封建的命运，走上独立、自由、和平、统一和强盛的道路。这是一个共同的政治基础。这是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界民主人士、国内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团结奋斗的共同的政治基础，这也是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的政治基础。这个政治基础是如此巩固，以至于没有一个认真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民主人士提出任何不同的意见，大家认为只有这一条道路，才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正确的方向。――毛泽东：《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的讲话》（1949年6月15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463―1464页。
现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在完全新的基础之上召开的，它具有代表全国人民的性质，它获得全国人民的信任和拥护。因此，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宣布自己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自己的议程中将要制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组织法，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组织法，制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共同纲领，选举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全国委员会，选举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政府委员会，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和国徽，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的所在地以及采取和世界大多数国家一样的年号。――毛泽东：《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1949年9月21日），《毛泽东文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第343页。
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及其选出的全国委员会，是团结全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各界民主人士的伟大的统一战线的政治组织，在全国人民中有很高的威信，我们必须巩固这种团结，巩固我们的统一战线，领导全国人民稳步地达到自己的目的。――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的讲话》（1950年6月14日），《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第78页。
政协的性质有别于国家权力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它也不是国家的行政机关。有人说，政协全国委员会的职权要相等或大体相等于国家机关，才说明它是被重视的。如果这样说，那末共产党没有制宪之权，不能制定法律，不能下命令，只能提建议，是否也就不重要了呢？不能这样看。如果把政协全国委员会也搞成国家机关，那就会一国二公，是不行的。要区别，各有各的职权。
政协是全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国外华侨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的统一战线组织，是党派性的，它的成员主要是党派、团体推出的代表。――毛泽东：《关于政协的性质和任务》（1954年12月19日），《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第384―385页。
12、加强党对统战工作的领导
统一战线是一门专门科学，我们党内有很多人还没有学会，很多人不善于同党外人士合作，我们要学会这一门科学。――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1945年5月31日），《毛泽东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第415页。
1、要求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一九五一年召集两次会议，讨论统一战线工作，并向中央作两次关于这方面的专题报告。
2、必须向干部讲清楚为什么要加强统一战线工作的理由。
3、知识分子，工商业界，宗教界，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必须在反帝反封建的基础上将他们团结起来，并加以教育。
4、认真在各少数民族中进行工作，推行区域自治和训练少数民族自己的干部是两项中心工作。――毛泽东：《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要点》（1951年2月18日），《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第146页。
你们要好好做出成绩来给大家看看。要很好地取得党委书记和组织、宣传等部门帮助，善于经过党委和党委负责同志把你们的“国家”建设起来。你们当中要出些专家、要熟悉人物和历史，精通此中门道。――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接见部分代表时的讲话（1951年1月19日），转引自《历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概况和文献》，档案出版社1988年5月第1版，第44页。
我们的原则性必须是坚定的，我们也要有为了实现原则性的一切许可的和必需的灵活性。――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1949年3月5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436页。
在党内，在党外，都大大地提倡民主作风。不论什么人，只要不是敌对分子，不是恶意攻击，允许大家讲话，讲错了也不要紧。各级领导人员，有责任听别人的话。实行两条原则：（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二）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如果没有“言者无罪”一条，并且是真的，不是假的，就不可能收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效果。――毛泽东：《一九四五年的任务》（1944年12月15日），《毛泽东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第242―243页。
各级领导人多和党外各界人士接触，如像陈云此次找各界代表人物谈话、你（注：指饶漱石）找三个旧职员谈话那样，探听各界气候，将具体问题向他们请教及交换意见，而不是泛泛的交际性的接触。――毛泽东：《必须维持上海，统筹全局》（1949年9月2日），《毛泽东文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335―336页。
